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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北京机场亲历的几件趣事

  听说北京下雪,机场的老哥们儿又要辛苦了,想着他们,就回忆起当年的一些趣事来。

  九十年代初,老萨大学毕业后无所事事,投笔从戎到了北京机场,——为什么是投笔从戎呢?因为机场当年都是保密厂系列,军事编制,虽然九十年代已经是一个大得过火的合资企业,但还保持着半军事化的许多传统。

  新来的,不管你干什么工作,先下大队去炼三个月,说是“培养感情”,确切的说,就是作地勤勤务,专业上叫外场。您坐过飞机没有?飞机一落地,就能看到一帮穿破棉袄的人围上去,乘客下了飞机,他们就打扫卫生,检查仪表,更换轮胎,等等,就是这个工作。说起来,属于日常维护,基本没什么技术含量,但是飞行无小事,就是一个螺丝也是责任——我们刚到总队,就有人给我们讲,50年代,咱们从朝鲜下来的两架战斗机在牛庄失事,就因为一个螺丝。

  当时两架飞机穿云下降,整整齐齐的撞到地上,炸出一对儿大坑来。那个时候飞机象金子一样,飞行员也象金子一样,一个双料的一等事故,连军委都惊动了。飞机刚用了一年多,驾驶员打过仗,技术过硬,又没有阶级敌人破坏——就是破坏,也没有两架一块儿往下栽的啊。让人挠头。后来一位胡某某,有经验的分析人员,发现了问题,那就是长机的驾驶杆连接螺丝都断了,这不是摔的,一模拟,是愣让飞行员掰断的。以这个为线索,找出了毛病。原来在起飞前作维护的时候,飞机传动系统里掉进了一个螺丝,刚好卡死了操纵尾翼的连杆,这样,无论你使多大的劲儿拉杆,飞机也不能往上升了,因为尾翼锁死了,尾翼不动,飞机就没法俯仰。从技术上说,要是在高空,可以操纵襟翼代替尾翼工作,但当时是穿云下降,离地面相当近了,而且当时的米格15,又没有低空跳伞设备,发生这样的事儿,飞行员只有等死——拉杆的螺丝都带断了,可以想象长机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用了多大的蛮劲儿——但是,他忙于拉杆解脱,也就没有来得及通知僚机拉起。那个时候我军是铁的纪律,没有长机的命令,僚机就算有疑虑也不能自作主张,等他出云看到地面,就一切都晚了。

  一切都因为一个螺丝。美军据说也有类似的悲剧。老职工用这告诉我们日常维护也不能掉以轻心。现在,我还可以想象那位拼命拉杆的绝望的飞行员,可谓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。

  还有一段后话,就是这位精明强干的胡某某后来自毁前程。在我去工作的时候,他已经是公司副总,开着小车风驰电掣的人物了。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老兄一次开车外出,据说居然赤体在野外追逐一位农妇,结果被当地农民捉住,不但一世名声毁于一旦,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。后来查出其人存在精神疾患,当时公司管理层换届,西安来的老总正要整治这些天子脚下的诸侯,顺水推舟,此公在民航三四十年的经历,就此谢幕。九十年代初在机场工作过的朋友,大都知道这件事。这位老兄地位不低,平日道貌岸然,故此大家听到消息,只能用“且骇且笑”来形容了。

  外场这个工作很累,很枯燥,而且是三班倒,没有多少人愿意干。最惨的是夜班,有的时候飞机半夜飞来,就要整夜在机场的砖平房里头守着,弟兄们穿着破棉袄——干完活儿一身油泥,谁舍得穿新装?直到90年代后期傅宝鑫下了严令,大伙儿才开始穿米色制服,当然,那时候,新式的洗衣房也建起来了。——大伙儿不免喝两口儿,侃侃山,都是年轻人,虽然辛苦,倒也其乐融融。老萨那会儿孤身一人,干这个工作是高高兴兴的,因为夜班补贴高,伙食真好,机场食堂的炖牛肉最棒,我估摸八成是五十年代跟老毛子学的手艺,百吃不厌。另外在外场学了不少知识,比如以前飞机上大家方便以后的“五谷轮回”,各位知道是怎样的结局么?——我原来以为是从半空中直飞下去,类似投弹,后来才明白那样机舱不能密封不说,方便的朋友大概也早被便盆吸到飞机外边去了。实际上都进了一个小型的集装箱,到了机场,把它卸下来,往绿地里一倾,就处理完了。您可能得瞪眼睛,这就算完了?完了。因为倒出来的都是乳白色,半固体类似酸奶的物质(您要是喝不下酸奶别怪我啊),毫无异味,转眼就渗入地下去了。集装箱里预先装有药物,和那些不洁之物混合后发生化学反应,将其充分分解,飞机的上升下降,正好起到搅拌和促进反应的作用。我曾经问老师傅,干吗不用这个药物处理咱们宿舍的厕所呐?又干净,又省事。人家答的叫我无话可说:是不错啊,不过用三回,就够咱们重建一次厕所的了……

  这就是“菜鸟”的问题。我们这些“菜鸟”干不了别的,也就是帮人家搬个梯子,推个轮子什么的,这种活儿,人家认为有老人儿带着,再菜的鸟儿也出不了事儿。

  那是实习到一个多月的时候,那天夜里,又是值夜班。我和小童,大高三个学生工,加上三个正牌的工人,都在第12班。当然,那么大的机场,值班的地勤是有很多组的。班长毕业于北京有名的128中学,那地方,号称是“128中门朝北,不出流氓出土匪”,所以我们最初对他是身怀戒心。后来才发现此君是个实诚人,非常照顾我们几个“白面书生”,干活儿时候总比我们干得多,而且不要求我们遵守论资排辈的规矩,倒是对黄段子乐此不疲。后来发现机场这地方风气纯朴,是“都市的乡村”,男人女人都刚直爽快,很少城里人的尔虞我诈,最初的担心纯属多余。

  那天刚巧天津大雾,闹的整个民航系统都乱了套。于是飞机入场也就不太“规矩”,我们都变成了救火队员,刚从一架飞机下来,就又被调度叫去“作”下一架,好像一直忙到三点,才稍稍喘口气。大伙儿抓着打个盹儿,突然又是铃声大作,原来沈阳飞来一架晚点的737货机,一个小时就要走,在场的三组人不够忙的,调度想起了我们,抓我们顶上去换轮子。显然这调度是新手,糟就糟在刚才打了个盹儿,要知道人坚持一夜不睡第二天早上打牌是没有问题的,要是让他睡半个小时,再叫起来,那就非出乱子不可。我们就这个状态下被叫起来,两眼通红的往仓库跑。

  飞机的轮子,您不要以为跟汽车似的,飞机上——应了我们总队长对老毛子女顾问的回忆——什么玩意儿都大。刚到机场那天,有一辆敞车拉着个半圆形的大罩子过来,看着有点儿象放大了好多倍的卫星锅,看得我发晕。后来人家告诉我们,那是747的鼻子盖,还告诉我们,747的尾翼,远看不起眼,实际呢,7层楼高!不用榫,没有连接件,硬是用四十七个大螺栓固定在机身上……“帝国主义线的轮子,平时压在机翼下面谁也不注意它,实际上比我高半截,要用平车拉着走,我们匆匆找调度要签条,从库房领了就干活儿。我没有这方面的训练,只能帮着撑轮毂。天儿真冷,我记得手套破了个洞,那个洞就好像把手掌都穿透了似的。还好,弟兄们都不含糊,一口气儿把该换的六个轮子全换了,班长告诉调度一声儿,调度给划了个钩儿,我们就又扑向下一架飞机……

  这时候,天正麻麻亮,小童回了一下头,突然冒出一句“梦”话:“这飞机翅膀怎么有点儿耷拉?”

  班长在后边给了他一个“勺”儿:“没睡醒啊?飞机又不是鸭子,还能耷拉翅膀?快干活去!”

  第二天,当然大伙儿都是休息。可是到了下午,总队就开着车把我们从宿舍都找去了。

  进屋一看,大伙儿的脑袋顿时就大了一号儿——是总局的黑老六——事故调查组的!我看了看班长,他的脸色铁灰,看来也没经过这样的场面。昨天的几组人都来了,面面相觑,还有一个满脸抽筋儿的调度。我猛然想起来小童那句话,难道是……

  六爷站起身来,咳嗽一声开始讲话,前边都是什么“质量安全年”之类的废话,还带着点儿“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”的味道,末了说:“昨天XXXX航班的轮子是谁换的?”

  一片寂静。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我们的脑子都在迅速的转动,昨天太乱了,调度替大伙儿划的钩,应该是今天我们去补手续的,现在承认了,会是个什么责任?是着地的时候爆了轮子?还是轮毂没上紧?要是摔了飞机……我们换换眼色,都觉得脖子后头冒冷气。

  沉了有一分钟,班长到底是条汉子(反正最后也要查清楚,还是主动点儿吧。),把牙一咬——“是我们十二组换的,不过轮子可是仓库发的……”

  六爷绕着班长转了半圈,我们也都站了起来,班长挪动着脚步,保持立正的姿势面对着老黑。

  “737-300?啊?你的漏子捅大了!告诉你吧,换了4个737-300的,还有两个,你换的什么?737-200!高度差10公分!那么大的轮子你都能换错?!”

  我看班长腰杆儿一挺,好像要休克。我居然还能暗想:这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,波音737-300是自行车式的起落架,轮子在发动机舱内侧,那儿左右差了10公分,到翼尖上……怪不得小童说飞机翅膀有点儿耷拉。

  原来昨天夜里,我们忙中出错,推错了两个轮子,而调度、监察、竟然一路绿灯放行!因为谁也没想到我们会出这样愚蠢的错误。因为天黑,也居然没有人注意到,只有飞行员心里明白,他一起飞就觉得左右受力有点儿不平衡。中国的飞行员是飞苏联飞机练出来的,就是说靠技术不靠手册,而且苏联飞机经常有点儿小毛病,他也没太当一回事儿,一口气飞到徐州,落了地,发现落下来也是不舒服,这才打报告。人家一检查,我们的人可就丢大发了。

  还好是同型机,如果换上747的轮子,左右高度差的多了,飞机一滑跑就要翻车,不过,这只是设想,实际上不可能,因为不同型号的飞机,没有兼容性,轮毂上不去,就会发现问题。

  基地有过去两航起义时代的老人儿,告诉我们当年他们曾经用DC-2的翅膀换过DC-3的,照样儿飞。看来90年代的飞行员还是保持了这个传统。

  换错了轮子的事情,看似不可思议,但却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,时间是1992年的冬天。后来我们班长挨了个大处分,三个工人挨了小处分,而对于我们几个外聘人员,却意外的什么也没处理,只是以后也再没有安排我们换轮子。我们一直觉得很歉疚,因为弄错的那几个轮子,多半是我们推的。而班长呢,他说没有摔飞机,就万幸了。

  其实,飞机是相当皮实的,假如您知道您乘坐的飞机经常明明有故障照样上天,您作何感想呐?

  不幸,这也是事实,连中央级的同志,也享受过DD(带故障飞的简写)飞机的经历……

  要是告诉您上天的飞机有不少都带着毛病,您肯定对民航保险大感兴趣。不过,这在世界各大航空公司,都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因为一架飞机几百万个零件,不是每个都威胁飞行安全,航班任务又紧,有些小毛病就“马马虎虎”了。这种飞机在维修上的术语叫做“DD”,就是带着问题飞的意思。

  您不要太紧张,其实大多数的DD的确没有太大影响,是些无关痛痒的问题,比如厕所的手纸盒卡住了来不及换,某个行李箱被客人的箱子硌破了,等等。大多数的情况是缺零件——手纸盒也缺零件么?这就有讲究了。不是我们不能修,而是按照飞行守则,飞机上的部件不能随便更换,必须使用厂商指定的产品。把问题说大一点儿,比如说厕所的手纸盒,要是我们不经过波音的允许换个国产的,被人家知道,这架飞机再出故障摔下来,不管什么原因,波音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。每次看到厂商把一个手纸盒卖50美元给我们,一个螺丝卖100美元给我们,基地的小伙子都对中国的航空工业恨的牙根痒痒,要知道那时候我们的工资,才一个月300块人民币——不够一个手纸盒钱。

  但飞机上的东西的确是好东西,比如伊尔上的电热杯,修过飞机的小子们个个都想淘换一个来的。您看飞机上那么多客人,怎么能老有热水供应呢?就靠这个,快!一升水倒进去,把电源插头一接,马上从底下就开始冒泡,看着就痛快。那时候没有电热水器,这东西很稀罕。这种铝合金的大杯子定期更换,成了维修人员的爱物——当然,只能在基地用,到了老百姓家里,瓦数太大,那是找着憋保险丝呢。到基地宿舍,看到床头一个银色的大杯,就说明这是个“老”手,菜鸟是轮不上的。

  送礼的是电子部的小齐,“无事不登三宝殿”,又叫“夜猫子进宅,无事不来”,送这个宝贝来,自然是有所求喽。不出所料,寒暄几句,话就转了正题。原来他们修的伊尔上有一台电子调控的备用泵,指针就是在红区(不正常),怎么都查不出毛病来,因为这个设备平时不用,一般的质检写个“DD”就放行了,可巧这次管事的是个新来的荒子,狗东西认死理儿,就是不签字放飞。小齐没有办法,就想起我这个搞电子的来了。帮帮忙吧,吃人家嘴短么。我们就奔了机库。

  苏联飞机上的电子设备,其实真的是不怎么样,电子管的都有,修这玩意儿简直是受罪。您想象过给恐龙把脉没有,大概就是这个感觉。看着线路图,我和小齐查了足有一个钟头,一点儿毛病没有,就是指针不归位。随着时间越来越长,旁边的师傅们,从最初的恭敬,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屑,嘴上也有点儿怠慢起来了。老萨当时可真有点儿见汗。

  谁?我们中队长,他叫我们组集合,找不着我,就追到这儿来了。一看,一帮人正大眼瞪小眼呢。这中队长在机场干了二十年,经验丰富,有名的老油条。看看机器,冲小齐一笑:“得,该着我今儿个运气好,晚上你请客,我保你修好。”那当然好,什么时候修呐?马上,五分钟的事儿。五分钟?对,你们出去,——小萨,你留下帮把手。哎,爷们儿,还藏一手啊,得,我们出去就是了……

  只见队长动作忽然变得异常轻柔——大概他老婆也没享受过这么轻柔——慢慢的,轻轻的,象抱着个婴儿似的,把这铁家伙送回原来的位置去了。一看表,四分五十秒。

  队长呲牙一乐:“老毛子的玩意儿,就欠两榔头,得恶治。——这手儿保密啊。”

  小齐他们进来,顿时一阵欢呼,那叫一个“由衷钦佩”。队长可是正颜厉色:“检验来之前,谁也不许碰啊,谁碰坏了,谁就自己修吧。”——这飞机到了下一站,那边儿的维修人员怎么头疼就不是我们的事儿了。

  但是,有些毛病要是带着“DD”飞,那是早晚要出毛病的,最开不得玩笑的关键部位就是发动机——有个飞行员对我说,只要翅膀在,发动机好,起落架放得下来,什么飞机都回的来,听这个,您对飞机的要害部位也就有了个大概的了解。有一架767,右发断路开关故障,检验没当回事,就放了“DD”,一飞一回,跑了7趟都没出事,我们那位中队长到底经验丰富,找检验,说这个不安全,最好修好了再飞吧。检验嘴上答应,飞机一紧,他第八次又给放出去了,结果,就这一回给总队招了个大处分。

  那天正好大高跟机去福州办事,大高是上海交大的高材生,按他的描述,那过程简直象电影儿。

  飞机从北京出发去福建,走到威海上空,大高忽然觉得不对。为什么呢?干这一行的,耳朵和一般人不太一样,上飞机先听发动机的响声,成了习惯了。大高也不例外,他觉得不对——怎么只有一边响啊,往窗外一看,吓了一大跳——右边发动机不转了!按大高的说法,当时自己的血都凝了。抬头看看空姐儿,空姐一副平静肃然的样子,冲他点点头,意思是:记着规矩啊,知道就行了,别声张。这时候飞机就有点往下坠,提醒大家系安全带的通知来了。老百姓都不怎么紧张,可能根本没意识到问题,还以为是遇到气流呢。只有大高面如土色,当然,按波音767的手册,单发瘸腿儿(只有一个发动机),也应该可以安全降落,但是……

  还好,片刻以后,他听见右边的发动机又响起来了,随后,就是机组的广播:刚才我们的飞机遇到一点儿机械故障,现在已经排除。为了广大乘客的旅途安全,我们现在决定返回北京国际机场……

  飞机转了个大弯儿,大高嘘了一口气。周围的旅客可是开始发毛了,谁不知道空难的后果啊。一时舱里叫的,闹的,骂的,不亦乐乎。还有几位一个劲儿跟空姐要说法。——这就不讲道理了,飞机还没降落,是要说法的时候么?再说,也不是空姐把飞机“整”成这样的啊。都是自己人,大高就得站出来——这是民航的老传统,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,要互相保护。毕竟是工程师,先告诉大家,啊,我,就是修飞机的,大家放心,这个故障已经排除了。旅客们听了就静下来,然后就给大家讲,你们看,刚才的问题,啊,就是右边那个“吊扇”——倒是和发动机挺形象的——不转了,现在,不是转起来了吗?啊,放心吧,如果不是为了大家的安全,啊,我们直飞福州也没有问题。这样一说,乘客们果然安静下来。看看空姐感激的大眼睛,大高觉得自己很高大,索性就接着讲下去,就是767怎么安全,怎么先进。

  这回,不用耳朵,舱里的旅客们都看着呢,大家都静静的,以胆战心惊,但是又无比期望的目光看着大高。后来,大高说,我明白他们的意思,都盼着我爬出去修哪!

  在万米的高空,一舱的人,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坐着,再没有人跟空姐闹了,因为又让大伙儿系安全带,而这一回,大伙儿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
  后来,大高自己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,“砰”的一声,发动机终于又启动起来。不过,这回谁也不吱声了。大伙儿看着发动机,就好像它是一个爱闹的孩子,生怕声大引发了它的坏脾气……

  等下飞机,才发现总局的车都来了,机场保卫人员如临大敌。大高下来一看,正好总队长在那边,赶紧过去“请安”,总队长瞥了他一眼,没说话。旁边有人拉了他一把:“在飞机上。”

  首长是有专机的,每一个件都是双重备份,当时好像是中央办公厅秘书长,还没有到这个级别。但要是摔了他……

  后来,这件事当然是“彻查”。总队交上去的报告写得十分圆滑,反正是避重就轻,机械故障总是有的,今后痛加注意云云。也转发中央办公厅一份,那边倒没说什么。总局的副座一看报告就不干了——人家干这个的时候,我们总队长还吃奶呢,什么不懂啊?——据说当时就摔了杯子大骂,意思是发动机的故障也敢飞?七次没摔,老天爷都开眼,怎么第八次还敢飞?要是当年,非让这一窝子都上军事法庭不可。

  反正结果是一个月以后,总队长,大队长一撸到底,检验,调度都进了学习班。这是1992年底,或者1993年初的事情。

  不要以为这是因为王总在飞机上才处理的这么狠。民航上层都是当年的飞机行家,对安全问题处罚一向严厉,号称是“响鼓重捶”,要不,国航怎能保障30年不摔飞机?

  新换的总队长,大伙没有不服的,这人姓李,有名的业务规章一把好手。但是当年,他可是基地有名的“三坏”(大坏,二坏的事迹不太清楚),吊儿郎当专钓小姑娘的能手——钓错了钓到王若飞同志的孙女儿头上,才从此改邪归正……

  过了两个月,那天全体集合,大家都交头接耳,说新的总队长来了,要给大家讲话。

  果然来了,老远来了个衣裳架子,晃晃悠悠的眯缝个眼,一头类似艺术家的长发,这种形象在当时很另类。看起来有40多岁,就是新来的李总队长了,人称大个儿李。除了这个头儿,那天他讲的什么,我都没印象了,因为他身边带来个黑黑的秘书非常惹眼,漂亮,但是站在那儿一点儿都不老实,用北京土话说,“浑身带消息儿,一按就会动”。总队长讲话,天儿冷,她就在旁边儿扭啊扭的摆POSE,拿出红红的手指甲翻来覆去的看。这边儿是二百多没结婚的小伙子,个个看的两眼发直——还有点儿发红。

  大个儿李到任的第一件事儿就镇了场,搞定德国专家瓦泽克,保了民航和以色列的一笔大买卖。

  我们刚到机场的时候,就看见宿舍对面草坪上停着一排飞机,那是毛主席时代留下的老伊尔14,尾翼是T型的,高高翘着很威风,但是在民航的序列里,它们早就淘汰了。所以,虽然以它们为背景拍了不少照片,也有专人维护,但都估摸着它们快回炉打铝锅铝勺了——要是有心让它飞,怎么也不能在这儿风吹日晒的吧,又不是没有机库。

  万万没想到,咸鱼也有翻生的机会。1992年,咱们和以色列谈判建交,航空领域的合作也就开展起来。以色列专家组从机场过,一看,就提出要求,要咱把这批飞机卖给他们。

  以色列是航空强国,咱们交流的目的是他们的先进战斗机,叫什么狮,压根没想到它会向咱买东西,更没想到他们看上的是咱的“老套筒”。这笔买卖搞得总局莫名其妙,还有点儿受宠若惊的味道,飞机没报废就要维护,每年是一大笔钱,还占着地方,人家的开价比废铝高十几倍,还全是硬通货。更重要的,那年头咱们要是能往国外卖飞机,是多光荣的一条政绩啊。

  其实,以色列人更会算计,他们不讲时髦,讲实用,收拾旧货是有传统的,第一次中东战争,以色列的轰炸机是什么型号?民用的DC-3,就是两航起义时代的“空中行宫”运输机!那个时代,以色列的飞机全是从世界各地拼凑来的旧货,愣是干掉了现代化到苏联牙刷的阿拉伯联军。苦日子的时候这样,好日子的时候同样节省,到了八十年代第五次中东战争,以色列的坦克竟有一半是第三次中东战争时候缴获的苏联货,阿拉伯人开着苏联T55坦克,不用打,开仗一会儿就热昏了——那是为西伯利亚设计的,到了沙漠里简直就是烤箱,耐热的贝都因人也不行,那是烤骆驼。以色列人呢,加上松下的空调,加上梅卡瓦的反应装甲,在贝鲁特打的阿拉法特T72满地找牙。毛主席那句话怎么说?“战争最终是靠人打的。”在以色列身上,体验够深。这伊尔14其实是好东西,第一,操作简单,适航性好,第二,皮实抗“造”,寿命长,当年苏联送给周总理的专机,就是伊尔14。按照使用寿命,回去好好修修,再飞十年也没问题,要是跑支线年大高到以色列出差,在特拉维夫机场看见了咱们老伊尔,倍感亲切。——是不是也给咱们上了一课?)要是买波音呢?十架伊尔的价钱也换不回来一架767。以色列人从苏联东欧正大量移民过来,能驾驶和维修苏联飞机的人才大有人在,正好解决了这部分高技术人才的就业问题。不知道他们是一举几得了。真是犹太人,——都说山西人会算计,碰上犹太人恐怕就小巫见大巫。

  我也是从这笔买卖,才对生意场上的“双赢(DoubleWin)”有了一点儿概念。

  按说这本来不算事儿。飞机是老,但是国航的飞行员,不但技术好,而且胆量大的出奇,远的说,一句“为了祖国和人民”,没有航线图也敢闯阿雄拉山口补运西藏,完了回来照样带老婆逛公园,那叫心理素质好,一点儿不紧张;近的说,现在的机组,为多挣一份儿补贴,副驾驶去考个领航证,就敢把领航员裁了,三人机组变双人了——还真没出过事儿。这就是民航所谓“敢打敢拼,特别能作战”的光荣传统。以色列那边,更是盛产独眼沙龙这样的亡命之徒,骑着扫帚也敢飞的主儿。

  问题是民航给自己找了个婆婆。那时候维修基地的合资已经完成,又刚出了“事件”,总队也来了个“政委”,就是德国专家瓦泽克,按照协议,飞机能不能上天,要老瓦说了算。

  老瓦上飞机看了半天,冒出一句德语。翻译是个半路出家,没听明白,回来翻了半天字典,原来是这个意思:“一堆垃圾”。

  伊尔14飞以色列的事儿就这么耽误下来,飞机检修好了一个月,还是不能启程。

  其间的会议开了无数,我们这些小土豆忽然也成了香饽饽。——没办法,各处,科,股的头儿都到会,翻译太少,是个大学生就得顶上去。德方的总经理胡玻表面上不偏不向,权力下放,让瓦泽克自己决定,但意思很明显,就是按德国的标准办事。总局的态度呢,卖飞机是一定不能搞砸的。但基地的合资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,对德国人“要文斗不要武斗”,尤其要尊重协议里给他们的权利。瓦泽克不签字,会就只好继续开。

  但是底下好多人想不通,尤其是干了多少年的老民航,民族自尊心非常强。所谓“CultureShock”比比皆是,没事还要找事呢!前几天下大雨,有一批工装刚卸车,眼看要浇,处长老丁带头,披个麻袋就冲出去了,指挥着工人把工装往仓库里搬,德国人哪儿见过这样的“无产阶级”啊,有一位叫克里安的专家就无比钦佩的说了一句:“这简直是比牧羊犬看羊群还负责的团队啊。”翻译听了觉得不错,就翻给大伙儿听。第二天,黑板报上就出了一条“爆炸性”的新闻:“把中国人比成狗?!”老克检讨了不下八回还过不了关。

  其实,后来看,这次的争论,正是一个大企业从粗放管理转向科学管理的阵痛阶段。我们传统的管理方法,是敢于拍板,有条件要上,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,激情是很好的,但从长远看,并不利于企业的现代化。而德国专家当然不是什么法西斯,——瓦泽克曾经在会上辩解,大意是:作为德国人,我们欠犹太人的债很多很多,我个人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来补偿,但是,我不能破坏制度。——他们是在试图引进一些量化的,规章性的管理办法。后来不久,基地就通过了ISO9000认证,这里边德国专家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。

  不过中方也没有错,因为德国人的标准只适合德国,所谓不了解中国国情。德国专家平常态度非常好,工作认真负责但是很谦恭,处处维护中方的面子——难道他们也有外事纪律?但是一谈到上天的问题,就好像他们是上帝一样,德意志的倔强和刻板暴露无遗。那时候中国人的习惯是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,新疆运5那样的双翼飞机还载客飞行呢。德国人瞧不起苏联飞机,认为其质量差,仪表简单,不要说三年趴窝没动过地方,就是新的按他们的标准也不能放飞。而我们的飞行员,一直飞这样的“俄国棺材”,照样吃嘛嘛香。按中队长说,德国人的标准,咱们小米加步枪就不要和小鬼子打了!海军俘虏日本鬼子的南昌号军舰,49年让蒋介石炸沉一回,捞起来一直用到1980年,培养出很多人才,还在台湾海峡打过仗呢。而且,中方有一样特殊的地方,经过多年的“拍板”式管理,咱们无意中培养出一批没有条件也敢上,也能上的人才,这是德国人所没有,也根本想不到的。国情不同,我们那时在艰苦的条件下,能不断做出一些让外国人瞠目结舌的“奇迹”,和依靠人,不依靠设备有很大关系。要说中国特色,这也叫中国特色。

  瓦泽克是个好人,个子不高,精力充沛,大个儿李第一次和他开会,中方各部门抱着方案材料和瓦泽克一口气“打”了三个钟头。说实话,我觉得效率实在不高,因为瓦泽克一班专家的母语是德语,和中方交流用英语,通过我们这些二把刀的翻译,传给中方干部就比较走形,再把回答翻译回去,天知道和原来的意思有多大差距。不管听的懂听不懂,老瓦其实根本就不想跟他们费口舌,就是指着材料一个劲儿摇头,到处画红杠杠,表示太不安全,他的意思是这笔买卖本身就是发疯,这样的飞机不叫飞机,是破烂儿。

  最后当然不欢而散。临走,老瓦垫起脚——不然够不着——按住大个儿李的肩膀,“语重心长”地说:“做这样决定的是官僚,对不对,这样几年没有飞的飞机,上天就会掉下来。我不是官僚,你也不是,对不对?我们都不想死人,我们是实干家,对不对?”

  大个儿李翻着白多黑少的眼睛盯着老瓦的背影看了半天,最后告诉秘书杨丽——就是那个漂亮的小黑妞儿——通知瓦泽克明天下午到飞机上现场办公,让他看看飞机的情况再说。

  我很怀疑这样开现场会的效果,因为伊尔14的铝蒙皮上都有一条一条的黄锈,那是擦也擦不干净的,不能近看。里边呢?经常有弟兄们上去搜寻电热杯,俄国毯子什么的洋落儿,能好么?

  第二天,大个儿李开车,带着瓦泽克和其他几个德国人上了飞机。老瓦很友好,听杨丽后来说,还带来了他的全家福给大伙儿看,一点儿不脱离群众。

  但是到三点钟,我刚换了班,正脱手套呢,忽听一阵大乱,有几个老外抽风似的叫。回头一看,原来是和瓦泽克一起的那几个专家,再看,呦……。

  伊尔14居然发动起来,冲向跑道了!先是慢速滑跑,越来越快,接着昂起头来,它——飞起来了!

  我们几个没班的赶紧往塔台跑,一看,中方的一帮干部都在那儿呢,一个个面带微笑,象吃了酒席那么得意。德国专家和塔台的值班唧唧呱呱,人家根本不理,拿出单子来给他看:今天下午,1500-1600,伊尔14试飞。

  这就是大个儿李的绝招。你不是说上天就要摔么?我就拉你一块儿上去,看看摔不摔。

  据杨丽说,原来没有人知道机组上了飞机,进去根本就没有谈,大个儿李让几位德国专家先下去,说是要和老瓦单独谈,然后把瓦泽克往客舱里一关,自己就进了驾驶舱,然后,起飞。

  您可能要问,说试飞就试飞,不怕影响正常航班么?不怕。因为北京空港上空的确繁忙,但是1995年以前,从机场向沙河方向,却是不变的“净空”,这在平时,是专门为基地试飞开辟的空中走廊,在战时,是沙河的直升机部队的紧急通道。1995年,军队改变了驻防,这条净空也就换了方向,现在在哪边儿,我就不说了。——就是想说也不可能,而是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机场,不了解情况了。

  到了16:00,飞机却不下来,从天上传出指令来:测试科目未完,要求延长飞行一小时。塔台签:同意。

  大伙儿都开始瞎猜,年轻的说瓦泽克肯定吓尿了,总得让人家换了衣服再说吧,老的就说德国鬼子和日本鬼子一样,不见棺材不掉泪,肯定还是不签字,这是耗谁胆大呢……我们都不走了,非看这个热闹儿不可。

  飞机舱门一开,瓦泽克就像兔子一样蹿了出来,不,是豹子!再没有专家的风度,分开众人直奔大个儿李,——他和驾驶员是从驾驶舱出来的,走另外一个舷梯,正接收大家英雄凯旋一样的欢迎呢。周围中国人都攥起了拳头——你要敢打我们总队长,就甭囫囵出去了。还好,老瓦只是把一双大拳头高高举到大个儿李的面前,大声咆哮起来,骨节儿都捏的发青。大家都松了口气有个小子嘟囔了一句:“爱叫的狗不咬人。”

  大个儿李看着瓦泽克,一句话也不说。过了大概十分钟,老瓦终于不说了,就剩下忽忽喘气,我离的近,觉得这家伙嘴里味道非常难闻。——现在想想应该是肾上腺素分泌太多了吧。杨丽说这家伙把驾驶舱的门儿都快给砸穿了。看看火候儿差不多了,大个儿李把手望老瓦肩膀上一拍,说:“我不是非要您签字不可,照您说这飞机不能飞,现在咱们一块儿死了一回,我就一个要求,请您再好好看看我们的方案和维修纪录。”说完,冲小黑妞儿一摆手,“翻译!”,就扬长而去。大致意思是这样的,具体句子可能有错的,1993年民航的报纸上登过他的事迹,有这一段话,可是没提他“挟持”瓦泽克的事儿,减色不少。

  瓦泽克后来给方案提了不少意见,但是一个星期以后,终于签了字,能让德国人改主意,大伙儿都说老李的“蛮干”是转折点。5月里,伊尔14飞了以色列,唯一的变化是少了七架,被河南买去了,成了中原航空公司的老底子。小童那天值班,说从起飞瓦泽克就在塔台,一直没动窝儿,直到飞机落地,然后就去食堂喝酒,醉的一塌糊涂。

  按大个儿李的说法:老瓦是狗肚子搁不下四两肉。但是后来两个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,就差换老婆了。——这是不是也算一种英雄相惜呢?

  说到大个儿李的那一位,这位夫人年过四旬依然窈窕动人,贤惠而非常腼腆,看来是典型的小家碧玉。但他们两个的结合,却是机场一段“传奇”。杨丽给我们讲了不少,李总队长整瓦泽克的招儿,是从讨老婆的经验来的。不过那时候霸王硬上弓的不是他。

  有人以为我是在编故事。那您可就错了,我讲的是真实的事儿,有的地方带上了自己的感情色彩,但是客观的事实,都没有大的出入,这件“调戏”瓦泽克的事儿,在场的人不下上百。刚才看到第一篇有个跟贴,已经有朋友猜到我的来历了,哈哈,如果您还在基地工作,替我想大伙儿问个好吧。

  民航的人素质都不低,外号也起的够水平,比如“海豹腰”,就能想象某位处长的肥硕,比如“螳螂腿”,就能想象某位工程师的瘦骨伶仃。杨丽跟我们说:“看总队长的眼,白多黑少——。”(这丫头够疯的吧?她的外号也很风光,叫“小魔女”——后边再慢慢介绍她)“坏”,在基地里头,意思就是作风成问题,“招”女孩子又不认真,有点儿“流氓成性”的意思。前边已经有了“大坏”和“二坏”,大个儿李来的晚,60年进厂,不久就出了名,按照机修工作的顺序守则,得了“李三坏”的绰号。

  初次到机场南楼宿舍区的人,常常是眼花缭乱,大叫哪儿来的这么多靓女。这一点儿也不奇怪,民航女孩子的来源就注定了这一点。机场的女孩子主要有三个出处:第一,民航的子弟,民航是个有传统的地方,多少有点儿“世袭”,所以子弟在机场工作的非常多,成了主流。这些女孩子的多半家庭比较富裕,教养好,父母的知识水平高,而且因为工作关系,从她妈妈开始就是相夫教子的榜样,所以普遍家庭观念重,温顺体贴,同时机场单纯的环境又使她们天真可爱,简直是男人理想的太太;第二呢,就是各科室招聘来的“女白领儿”,比如杨丽,机场的优厚待遇使才貌双全的女孩子趋之若鹫,她们多半充满活力而善解人意,按李三坏的说法(从这儿起,就不叫总队长了,先道个谦。):“放到部队里可以一晚上瓦解军纪的特种部队”;第三,就是空乘,俗称空中小姐,不过,她们是机场的过客,机场,只是她们的旅店。这些女孩子之所以吸引人,还因为她们接触外边的机会多,比较洋气,丰厚的收入又使她们不在意花上点儿资本打扮自己,即便是文革期间,机场的女孩子们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机场风景秀丽,按照周总理的亲自设计,绿化极好而绝无高楼大厦,夏天绿茵处处,秋天黄叶如毡,机场的职工普遍住宿舍,相当自由,这简直是谈恋爱的天堂啊。

  在机场的真实情况却是——很棒的小伙子就是找不着对象!基地里,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“坏”一下儿的,那要有相当丰厚的本钱。

  民航脱胎于解放军空军部队,大家都知道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,军装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,而空军呢,更是优中选优,掐人尖子的地方。60年代,要进民航,还不是什么空军都行,要加一条:相貌好。据说这是中央的指示,机场是中国的窗口,怎么能弄些歪瓜裂枣捣面子呢?所以民航的小伙子们各个相貌堂堂,而且绝不是绣花枕头,那种军旅锻造出来的英武和阳刚之气,加上帅气的皮夹克一穿,都是演硬派小生不用化装的水平。国家对此还刻意培养,民航50岁以上的职工,差不多人人都跳的一手好交际舞——那是当年区队长督促着,举着椅子当科目练出来的——军人要是把什么当了“科目”,那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含糊,何况是交际舞呢?

  可是,机场上,维修,监测等主要工作,都是工科的事情,基本上说,机场就是一个大车间,而工科的地方,基本上就是男性的世界。

  南楼的靓女虽多,架不住饿“狼”更多,多了好几倍。狼多肉少,小伙子中谁要是能在机场找到对象,那是太值得炫耀的“战绩”了。

  在这种环境里,还能够交上几个女朋友,挑挑拣拣,“坏”一下儿,这就相当另类了,能当上“李三坏”,大概他当时的吸引力可以和周润发叫叫劲儿。

  听老职工说,李三坏不是空军出身,他是大学生进厂,技术好,会弹一手儿好洋琴,话少,可是一说就噎人,有点儿阴阳怪气,自由散漫,并不象别人那样对女孩子追着没完,可不知道怎么的,就招女孩子待见。(老萨插一句:兴许是大鱼大肉见多了,突然出来一棵白菜,成了抢手货吧。)

  他第一个对象就下手了车间主任的女儿,没过多久,就吹。车间主任爱才,虽然恼火,可是没动他。不久又和他们车间唯一的女技术员勾搭上了,然后,又吹……。半年之内,找了四个对象,有一些肉麻的描述,不知道真假。但是肯定个个都当众拉过手了——这可是跟现在当众Kiss差不多的程度。然后——个个吹。我总结了一下总队长的特点:第一,兔子专吃窝边草,第二,善于冲锋,到手就扔,第三,不敢动真格的……

  有人说黄晓竹当年是空乘,附件部的处长老丁说她是在塔台,我认为塔台的说法更真实,因为李三坏一个干机修的,没有多少机会和空乘热乎。老丁说那时候黄晓竹有“竹妹妹”之称,年方十七,天真温婉,明眸皓齿,是外宾来访献花的角色,也是不少小伙子的梦中情人。

  那年春节联欢会,李三坏一曲洋琴敲的荡气回肠,不知怎么就勾了我们未来李太太的魂儿,对着这个小子直发呆。李三坏何等人物,暗中瞥见,见缝就插针,一散会就找到黄晓竹的宿舍要教她弹洋琴。这样一来,不用半个月,洋琴弹的怎么样不知道,就有人看见三坏在小树林儿里头对人家动手动脚了。

  王若飞何许人也?里的职业革命家,绥远——冀热辽根据地的创始人,才华横溢的人物,是周恩来总理最得力的部下。1946年,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,和叶挺,博古在黑茶山空难中失事身亡。对他的死,周恩来痛惜不已,直到文革,有人劝他节劳,他还回答说:要是王若飞活着,作副总理,我还能歇一歇……

  周恩来素重感情,对老部下照顾的相当好,就把王若飞的遗孤安排在了机场。机场的高层干部,不少是段苏权司令员带到空军的冀热辽老底子,个个对王若飞敬若神明,还能亏待了他的骨肉?一朵花儿一样的黄晓竹长到十七岁没人敢追,那是因为谁都知道她的背景,谁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啊。

  吓坏了的李三坏匆匆就做出了决定,马上“断”!本来按照他的习惯,也到了该断的时候了,现在当然断得更坚决。

  北京的雪早就停了,老萨想起来当年的事情却越来越多,就象是脑子里放电影一样。看来老萨写的有点儿收不住笔了,欲罢不能。怎么办呢?写到哪儿算哪儿吧。明天开始有几天假,看来放完假,还会续下去。

  “李三坏”本来只是玩玩的意思,提出分手觉得很正常。黄晓竹当然不知道“李三坏”的绰号,所以根本接受不了。那个时候儿的人都脸皮儿薄,但脸皮儿薄也分个时候,所以黄晓竹就到机务去找他,用现在的理解,就不单是要个说法那么简单了。

  李三坏就是不露面,他对付女孩子也不是没有经验,听说黄晓竹来了,就往外场跑,那么大的机场,还真不好找他。

  那是三月里,机场的节气比城里晚一个月,晚上冰冻一尺的天气,一个女孩子在机务门口的石头台阶上等人不着,眼看天色越来越黑,西北风又刮得紧,自然就一把鼻涕一把泪起来。

  正在这时候,航材处的处长吕大楼来机务办事,看个正着。他看见个女孩子在机务门口哭鼻子,就有点儿纳闷,再发现是黄晓竹,赶紧叫司机停车。

  吕大楼,何许人也?日本投降的时候和常乾坤、王助一起到苏联学航空的人物。机场的人都“大楼”“大楼”的叫,以至于好多人以为航材处的处长姓楼。其实他的出身呢?嘿嘿,抗战时期冀热辽最年轻的八路军团长,段苏权手下的一员悍将。

  此人和我家有点儿小关系,所以到机场的时候我还曾经去拜望过他。他本来是归绥中学的学生,后来加入地下党,到傅作义部搞兵运。抗战开始后,前线缺少军事干部,他就带傅作义给的20条枪去了河北,出山第一仗平西过路,和封锁线的日军松原部队交手,二十几个人干掉七个鬼子,自己连个毫毛也没伤,得了个外号“七比零”,三下两下让他带起一支千多人的队伍,到1938年,他就成了冀热辽军区最年轻的团长。

  此人虽然是学生出身,但是生性剽悍,敢做敢为,性如烈火,在机场以讲义气而著称。权延赤刚开始写书的时候,提到他爸爸权书记收降土匪,我曾经很怀疑是吕大楼的原型,后来想想不对,“大楼”没有这么争气的儿子。关于吕大楼的故事很多,我举两个,一个是听来的,一个是我去拜访他亲历的,让大家能够更了解此人的性格。

  第一件事是老丁讲的,49年“大楼”带人到归绥接收绥远机场,那时候董其武宣布起义,可是兵力十分单薄,其他系统的败兵和特务中颇有“宁死不屈”的人物,鸣枪过市,夜里敢对董其武的住宅扔手榴弹,几个小特务到绥远机场炸飞机,被当场抓住,大楼当时已经改为地方工作,穿着便衣,审了审觉得意思不大,又没有人力,就把他们缴械以后赶走,没想到这几个特务回去,归绥的军统人员马上就开着汽车往西边跑了,一问,说:共军主力来了,冀热辽的吕大楼已经到了机场啊!原来特务们早有“大楼”的档案,换了便衣也记得这张脸,所谓闻风丧胆,大抵如此。

  第二件事,就是我拜访他的时候,看到他和陈赓的合影。他就给我讲了当年的一段战事,就是著名的雁宿崖之战。最近有一部很风行的作品《亮剑》,一开头就是围歼日军山崎大队的李家台之战。其实它的原型就是雁宿崖之战,山崎的线师全歼在雁宿崖下。李云龙,则是虚构的人物了。大楼讲的具体战斗我记不太清楚,记得清楚的是日军的顽抗给八路军造成了惨重的损失,那一战下来,吕大楼的一个团,只够编成一个营了——伤亡三分之二。“鬼子的枪法太准了。”大楼如是说。迁村即将覆灭之际,陈赓,这员国共两党公认的猛将,都感到不能再打下去,给师长打电话,要求停止攻击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楼转述刘帅的回话。听了电话,独眼流泪,狠狠地回答:“同志,无产阶级的队伍,我能不心疼吗!大局,大局啊!”这句话给我的震动很大。因为我一直对于贯穿我们整个教育的政治马列深感虚伪,样板戏式的对白更让人难以忍受。而刘帅的这段话,尤其是那句声泪俱下的“无产阶级的队伍”,使我相信,在的历史上,确曾有过一批真正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,为他们心中的目标而奋斗的人。

  注:老萨不喜欢谈政治,只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罢了,喜欢与天斗与地斗的朋友请手下留情。

  让这样的一个人搞航材,把这个“肥缺”真正变成了铁衙门,他的豪爽义气,军中的关系网,又使得“大楼”左右逢源。这绝对是机场一位重量级的人物。

  按照机场老人儿的说法,他和他夫人曹纫芳,简直就是黄晓竹的干爹和干妈一样。对老首长的后代关怀备至,讲义气是一方面,自己没有女儿也是一个方面,再加上黄晓竹善解人意,温柔可人,大概也使大楼从心里喜欢。黄的妈妈在驻外使馆工作,每到星期天,大楼总要拉黄晓竹到家里吃饭,简直成了惯例。当然,黄晓竹是很多机场“首长”的宠儿,请她吃饭的不只是“大楼”。

  不过,再好的军人,对于女孩子的理解也往往是力不从心的。大楼下了车,看着泪流满面的黄晓竹左问右问,不得要领,急得直挠头,看看天气越来越冷,只好硬拉黄晓竹上车,“回家说去吧”。

  大楼的家在南楼,离机场很近,五楼上三室一厅,不算超标,也不刻意寒酸,反正很暖和。

  在外边说不清的,回家还是说不清。“秀才遇见兵”是说不清楚,这“兵”要是遇见丫头,也一样说不清楚。“大楼”毕竟脑子快,想想这事肯定和机务的人有关系,给机务的车间主任打电话,三下两下弄明白了“李三坏”的前因后果。

  弄明白了大楼可就不干了,流氓耍到小竹子头上?反了他了!叫司机给黄晓竹买点儿吃的,就坐在小丫头面前“宽慰”开了:丫头,放心,有你伯伯在,没这小子的好,不整他个里外蹿稀咱就不是吕大楼。

  大过还不够?我和他们主任谈谈,就冲他平时的表现,看是不是开除他。(老萨插一句,那时候的领导好像比现在我老板横多了。)

  拍桌子了!丫头,要是他欺负你了告诉你伯伯,明天就送他进炮局子(北京的监狱之一)。

  如是再三,“大楼”除了枪毙,大概所有的处分捋了个够,小丫头也没点一下头。

  大楼的夫人曹纫芳也不是等闲人物,55年授衔的女大尉——这是曹大姐对“大楼”最能炫耀的事情,因为大楼解放前就改了地方工作,没有机会带军衔。曹大姐(机场的规矩,这样有德望的女同志,无论辈分,只能是大姐,你要是叫成了大妈,大婶,大娘,那就找倒霉吧……)性格不让须眉,女中丈夫。她在人民大学工作,每天坐班车从东直门回机场,这样,就到得晚了一点儿,让大楼多着了一个钟头的急。

  虽然是女中丈夫,到底是女同志,进门一看,就明白了三分,告诉大楼,去,下碗汤面来。等汤面下好,曹大姐已经全明白了。

  把老头儿拉到一边,对他说:别处分处分的啦,小竹子不是要你处分那个李什么,李三坏。那她要怎么收拾这小子?

  家里曹纫芳是“领导”,大楼接受了“任务”,一转手交给了李三坏的车间主任。这位主任是两航起义的,大楼的老哥们儿,当然听他的调动。大楼觉着这么好的事儿,——流氓白耍,捡了个天仙似的媳妇儿,——美死李三坏了。

  第二天,车间主任找他说了两回,全让这小子给搪塞过去了,逼急了,就说已经另有女朋友,不能学陈世美。他算认准了这黄晓竹不好招惹,铁了心要退避三舍。车间主任本来在他面前威信就不高,还真拿这小子没办法。

  吕大楼只好和夫人说:算了吧,我没办法。强扭的瓜不甜。丫头又不是找不着主儿。赶明儿我给介绍个好的。

  曹纫芳可是军人出身,把桌子一拍:嘿,老吹什么冀热辽最年轻的团长,这点儿事儿都办不了?你打鬼子的能耐哪儿去了?——曹纫芳后来和别人说,这丫头和她祖爷一个脾气,撞南墙的坚韧不拔——不过不是表现在干革命上,是表现在搞对象上,这个事儿办不成,自杀的可能都有。

  话说到这个份上,算是把大楼逼上房了,绕着桌子转三圈,叫秘书:通知那个李三坏,明天我吕大楼请他吃饭。让丫头也来,——别让那个姓李的知道。

  晚上,三坏到了大楼家。让到里间,两边都很客气,大楼说说航材的闲事,谈谈机修的问题,还有点儿嘻嘻哈哈,就是不提正碴——他得让李三坏先吃饱了。酒过三巡,菜过五味,大楼就点了正题,提起了当大媒的事情。李三坏早有准备,马上站起来,学军人似的来个立正:报告首长,这件事不成啊。接着说他的理由:第一,自己还年轻,希望把精力多放在工作上,第二,两家门不当,户不对,看见黄晓竹他只觉得对烈士的敬仰,没法把她当老婆(倒也不全是瞎话,至少他是怕了黄晓竹这帮叔叔伯伯)第三,他和黄晓竹只是交过朋友,清清白白,没有动过真格的……

  他的理由很充分,大楼也不跟他分辨——他才犯不着和这小滑头说理呢。你这样做想没想过后果?

  报告首长,都说大楼处长铁面无私,钢刀虽快,不杀无罪之人,我问心无愧,和您差着一辈儿,您肯定不会假公济私处分我。

  有人敲门,曹大姐去开门,来的,正是黄晓竹。昨天哭了一晚上,眼睛当然还跟桃儿似的。曹大姐特意问一句:让你吃了饭来,吃过了吗?嗯,吃过了。

  里屋的两个人就站起来,李三坏比较紧张,但是他也料到了有这一手,得,丑媳妇总得见公婆,当面道个歉也好,省得老是缠得阴魂不散的。

  曹纫芳的描述应该是正版。她的说法是,黄晓竹一进里屋,不等大家开言,大楼嘿嘿一声冷笑,说了一句:“小两口儿好好聊聊。——痰盂儿在床底下。”抽身就走,一回手,嘎楞一声,把门给锁了。武工队的身手,谁也来不及反应。门外头放好的一把椅子,大楼把手往上一拱:“老首长,得罪了。”,往里一拱:“丫头,别怪伯伯心狠。”往外一拱:“老曹,你睡吧,我要听房。”大马金刀的坐了下来。曹纫芳已明其意,笑的打跌。而背后门板上,已经象擂鼓一样砸了起来。

  那一夜,据说李三坏除了不敢骂打倒毛主席,什么词儿都出来了。黄晓竹也帮着求大楼开门。吕大楼呢,鼾声如雷。

  第二天,把门一开,放两个人出来,大楼一笑:“恭喜,李XX,你们车间都知道你在我这儿过的夜,——别跟我说什么清清白白的,我就知道你和我们丫头在我家里住了一宿,以后就和自己家里人一样啊。——你要是始乱终弃,可别怪大楼翻脸不认人!”

  都说强扭的瓜不甜,可是李三坏却是机场有名的五好家庭,加个班儿,黄晓竹总不忘了带个大大的饭盒过来,里头不是酱好的猪心猪耳朵,就是自家炸的大薄脆。干吗大饭盒呢?黄晓竹知道总队一帮馋猫儿,不大,怕是一点儿也到不了她老公肚里。

  老丁说,嘿,你们还不知道呢,文革的时候三坏到北航看大字报,不知道说了什么,让韩爱晶的学生抓去了就在礼堂里打,当时黄晓竹已经怀孕了,抱着他的头保他,自己的肋骨让学生踢折了好几根,头发带头皮几乎扯掉一半。等机场的人开了车去救他们出来,黄晓竹已经休克了,李三坏的胳膊折了一根,用另一根好的搂着他老婆,谁拉也不撒手,一直搂到机场的医院里。后来他们孩子生下来脸上就有一大块紫斑,都说是胎里让人打坏的……

  早说了,机场的好姑娘可遇不可求,不是人人都能当李三坏,也不是到处都有吕大楼。我们没有这样的好运气,有些就不免“向外发展”,我的朋友范大个儿范钧,就找了一位——女子摔跤世界冠军,又带来不少有趣的故事。

  范钧,和老萨同岁,是我的朋友,地面车辆部(RG)的维修工程师,北工大毕业而能书,谐称“范大个儿”。1994年我赴海南援建三亚凤凰机场,送行酒会上(那一次老萨大醉一场,出了很多洋相),曾经挥毫为诗,诗曰:

  都是大个子,范大个儿和大个儿李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,大个儿李的高类似理科生的论文——只有骨头没有肉,范大个儿呢,身高一米九零,体重八十五公斤,类似《405谋杀案》里罗大块头的身材。这大概就是八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营养不同的结果吧。倒是颇能体现改革开放的正确性。

  有一天,大个儿叫我和其他几个哥们儿到他宿舍去吃饭,说今儿个有正宗的日本清酒,一块儿乐一乐。那年头儿这可是稀罕东西,举杯对饮,不免问一句来历。大个儿一指床头一张照片,说:女朋友送来的。老萨拿过来一看,是个身材匀称的标致女孩子,留着齐耳短发,两只手摆成两个V字,有点儿俏皮的样子。赞了声不错,随口问:飞日本的空姐儿?不是,去日本比赛,关系还没确定呢。运动员?搞什么项目?摔跤。

  嗯,亚洲冠军,叫张慧,嘿嘿。一会儿就到。说着,大个儿的目光有点儿游移不定。

  说到这儿,各位可能已经在想了,那个时候没有叫张慧的摔跤选手啊!不错。老萨写文章,总是把真人的名字改一个字,比如“大楼”的姓……这位选手老萨是好生敬佩尊重的。您看看那个时候的报纸,和庄晓岩轮流坐庄,一人一次拿冠军的是哪一位?姓我没有改,就不点破了。

  正说着,门一开,就走进一位女孩子来。老萨当时就站起来了,大伙儿也都站起来。您要是在场,也会站起来。除非——您是穆铁柱的朋友。

  张慧,中国摔跤界有名的灵巧型选手,和古巴的对手罗德里格斯站在一起,显得娇小玲珑,实际上呢,她和大个儿一样高,一米九零。当时体重八十六公斤,比大个儿还多两斤。

 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。男同志一米九零,就够瞧的了,女孩子要是这个身高,走在街上回头率一定比赵薇高——只有认识小燕子的对赵薇回头,——对张慧,认识不认识的都少不得好奇。平心而论,张慧相貌不错,而且身材匀称,如果远远看去,是一个相当秀气的姑娘,但是靠近来,当你对这女孩子需要仰视的时候,再加上想到她的职业,那就有一个名词可以形容了:“威慑”。哥儿几个心里还真有点儿发怵。

  很快我们就发现,张慧和我们想得一点儿也不一样。她好像对这种不太礼貌的好奇习以为常,腼腆的笑笑,和大家互相介绍一下,就没了词,倒像个闷葫芦。如果说冠军有架子,那绝对在张慧身上看不出来。

  老萨们知趣的谢了她的酒,就离开了。她开门送大家出来,老萨看到她的双眼明亮而清澈。

  以后又聚了几次,慢慢发现,张慧其实是开朗爱笑的性格,而且颇为淳朴。现在足球运动员有耍大牌的,那是让钱烧的。真正的运动员,大多性格朴实,单纯开朗。因为他们从小训练,生活的环境相当封闭,就是接触外面,也多是比较单纯层次比较高的体育界人士。八十年代,我作为学通社的记者采访过那时候国家队的麦超、杨朝晖,他们也都非常纯朴,杨朝晖就像是一个北京下层的面的司机一样随和。至于她和大个儿,也非常简单,有一次她们从机场回市区,车出了毛病,大个儿热心,停下车来帮忙,就这么认识了,又发现张慧和大个儿是老乡,同伴就起哄让张慧认“大哥”,这样熟了起来。从张慧那里,知道了不少运动员的事情。比如世界冠军庄晓岩的外号,是“庄老虎”。张慧和庄晓岩的状态正好是交错的,这给体委带来了极大的好处,——什么时候都能派出头牌的选手,当时这个级别的金牌几乎被中国人包揽。不过,“庄老虎命好”,赶上了奥运会,张慧最好的成绩当时还是亚洲冠军。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回世界冠军。然后呢?退役呗,找个好老公,再去上个学。

  她们的奖金很丰厚,当时已经不是纯粹的“为国争光”了,体委还给她们专门建了房子,基本上未来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。“希望找个有知识的对象,对孩子也有好处。”张慧很大方的说。

  大个儿也是身强体壮,我们就总想撺掇他们两个干一仗,见识见识亚洲冠军的威力。张慧总是笑,不答应。一来二去,更招起了我们的兴趣,一天,小童犯葛,张慧要坐下的时候,一下把椅子踹了出去。

  椅子刚飞出,张慧一扬手,抓鸡似的就把这小子的脚脖子抄住,单臂一甩就要往起撂——突然觉得不对,赶紧扔下,还羞了个红脸,赶紧嘱咐我们别告诉大个儿。等小童爬起来,我们就问她,这普通人和运动员交手,就差这么多?是不是因为你个儿大啊?

  张慧又笑了半天,最后拗不过我们,不正面回答的说,她们摔跤队的选手,前两天刚和人打过一架。

  从日本比赛回来,摔跤队放假,就有两个女选手到东四长虹电影院去看电影,那时候好像还叫工人俱乐部。一个是轻量级的,十八,一个是中量级的,十七,也就是国内前六的水平,在亚洲可排不上。亲近的小姑娘在一起当然比较热乎,打打闹闹在所难免,两个人挤在一个座位上看。

  有那么句话叫“京油子卫嘴子”,说天津卫的人能说,其实北京人有的时候也很嘴欠,不积德,那个轻量级的选手比较清秀,倒是没有什么,那个中量级的理了个男孩头,就有点儿惹眼,几个小青年儿就在旁边议论上了。你说她是男的还是女的?女的吧,脸上都是疙瘩,男的吧,没胡子,又没喉结。

  这句话说出来比较伤众,但当时的确是这样听来的,我们的女运动员为了提高成绩,还是不免服用一些不在限制之列的药物,检测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,这些药物都对运动员的第二性征有些不利的影响。也难怪这些小伙子如此议论。

  他的声不大,可是别忘了运动员比平常人的反应可灵敏多了啊。开始,两个小姑娘还忍着,听到这一句,可就忍不住了,觉得得和这帮小子理论理论。

  北京小流氓噎人比打人还有本事,吆,捡什么还有捡骂的嘿。说你呢,怎么着?你们怎么这么不文明?什么叫文明?你们俩文明?男的还是女的啊?MM,攥拳头?想打架怎么着?要不要到外边试巴试巴,别怪哥哥动手动脚啊……

  练竞技体育的,最喜欢的就是有人挑战,尤其是在自己得意的专业上。听张慧说,打双向飞碟的射击运动员张山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,有一天在中山公园突然动了枪瘾,上打汽球的地方玩一把气枪,结果呢,大秃瓢,为什么?那摊上的枪都是修过准星的,越瞄的准,打的越没谱。张小姐何许人也,算算误差,不动声色,一口气把后边的票全买下,回过头来枪枪见红,只打得摆摊的磕头作揖,就差叫少奶奶了,张小姐才抱着大大小小的玩具熊,毛绒兔(那是奖品),哼着侉侉的四川小调日落西山红旗飞。那种爽快,恐怕不亚于拿个亚洲冠军。

  要说摔跤,拳击这些队里的规矩是最严的,无故和人打架,只有一个处分,那就是开除。——不严不行啊,这伙人杀伤力太强了。张慧讲这个段子的时候,眉飞色舞,不,简直是手舞足蹈,艳羡之情溢于言表,两只手擒抱勾拿,比自己上手还要投入,桌椅板凳都成了她的道具,我们几个“听众”互相看看,下意识的齐刷刷后退半步——生怕她高兴了抄上谁“打个比方”。看来对于这些好胜的女摔跤手,有人肯主动找茬挑衅,这送上门来的买卖简直千金难买。——我琢磨每个摔跤运动员都暗暗祈祷碰上几个混小子开开荤呢。这两个小姑娘到东京是预备队员,根本就没机会上场,放假又没训练,正手痒痒憋得难受呢,听见这话,简直是如奉纶音,真是比大热天吃冰激淋还舒服。那轻量级的赶紧迈上一步,战战斤斤的:你们道歉也就得了,干嘛打你们呢?打坏了多不好。——怎么战战斤斤呢?紧张啊,她生怕人家反悔呀,这后半句可就露出了狐狸尾巴。

  嘿,有这样的娘们儿,找抽不是?今儿我就替你爹教训教训你。出去,外边说去!

  北京人都知道,有了“外边说去”这句话,今天是想不打也不成了。姑娘们暗暗念声佛,谢谢这几个“大沙包”。走到隆福寺街上,中量级的对轻量级的递个眼色——你先上,我手太黑,弄出人命来犯不上。

  她是这样想啊,人家可不这么琢磨,流氓也有自尊心啊,好男不跟女斗,带头的小子出手就奔这“不男不女”的来了,伸手就抄人家的脖领子。

  那中量级的一看,赶紧来一个“抱肘”。按照张慧的说法,这“抱肘”是相当基本的招数,纯属防御,意思是别住对方的臂肘,一耸一带,自己重心下沉,保护胸前要害,用在罗德里格斯这样的选手身上很容易被对方乘机夺取主动。

  问题是东四的小流氓哪有罗德里格斯的手段呢,只这么一带,这小子“日欧(张慧的象声词)”的一声,就奔了南边白魁老号的大柜台,脆生生的和炸果子的铁锅亲了个嘴儿。再起来,就变了窦尔顿,——锅灰和上血,那颜色够好看的。

  冷锅里爆出个热栗子来,这一下周围的人可算眼界大开,小流氓们可不示弱,第二个“嗷”的一声,抄起一把椅子举在头上就奔了那个轻量级的——他比较滑头,不敢和那中量级的“叫板”,就像从小姑娘身上捞点儿便宜。

  要说轻量级的运动员,体重和一般的女孩子差别不大,但是运动员都是腱子肉,显得还要匀称瘦小,就像张慧和大个儿,虽然都是八十多公斤,人家张慧看着就舒服得多,大个儿,就有点臃肿。小流氓儿想从人家身上找回场子,也算情有可原。

  我问张慧,你们摔跤都是空手,人家抄家伙,会不会不习惯?张慧笑,说,没问题,没问题,我们有这个科目。原来为了练运动员的反应,摔跤队有专门的胶皮假人,教练胸前挂了假人加上自己的两手两脚,成了四手四脚的怪物,和运动员交手,算是一种调整运动。

  所以这轻量级的小姑娘就把人家的椅子当成假人对付,双手一伸,一个“科洛斯”就把这小子连椅子扔出去了,后背摔在柏油路上,结结实实的就是“啪”的一声。张慧说,这是吸取了摔第一个的教训,没想到这么不禁打,不能让他们撞到有危险的地方去。不过,张慧又说,这小子的后背硬度不够,不然,准能把柏油路硌出一坑来。

  北京的小流氓,个人战斗力是不行的,有名的“打群架”,一看自己人吃了亏,顿时吆喝一声,各抄家伙,一拥而上。周围摆摊的椅子凳子算是倒了霉。那两个运动员呢,一个站到北边,一个站到南边,——免得他们的家伙打到两边的店铺,——沉着应战。周围的街坊大婶老百姓看着不顺眼,就齐声喊:别打了,别打了!有人就去叫警察。

  东四派出所就在对面胡同里,来得快,等警察赶到,只听得喊:别打了,别打了……

  据说警察分开人群进去,只见几个小子躺在街上,东倒西歪,椅子凳腿儿散了一地,两个姑娘站在对面,一个冲倒在地上的小子们喊:“别装死啊,再起来来呀,快点儿,警察要来啦。”

  那领头的小子威风不倒,躺在地上毫不示弱:“就不起,就不起来,你能把爷怎么样?”警察评论:兴犹未尽。

  警察倒是满有兴趣的,非常想和这两个小姑娘交个朋友。可惜的是带回去不到两个小时,就让她们走了,来不及。

  因为体委的人马上就来了,带头的就是张慧他们的胡领队,这胡领队和市局的头儿们倍儿熟——打出来的交情,直接就到派出所要人,刚进门,苏仲祥局长的电话就到了:我们的运动员为了给国家争光,付出了多少牺牲,你们还让这些小流氓作践她们,干什么吃的,快给我放人。

  张慧讲完,一笑,其实我们胡领年轻的时候也是摔跤选手出身,特别能体谅我们,他年轻的时候,也跟人练过,练的还是老毛子呢。

  一句话勾起了我们的兴趣,后来才知道,这位胡领教训老毛子的地方大大有名,就是——珍宝岛。

  中国运动队的领队比教练地位高,是实际的第一把手。好的领队,多少还有点儿心理医生的功夫。胡领是吉林人,和选手们关系融洽,最拿手的便是在赛前给大家做思想工作。运动队的思想工作多种多样,国安到日本打比赛,“金政委”大谈国际纵队,唤起了西班牙外援安德雷斯对法西斯的刻骨仇恨,打清水队“比吃了药还狠”,算是一个经典。胡领的办法呢,就是给小姑娘们讲故事,称之为“精神按摩”。关于珍宝岛的故事,便是张慧到日本比赛时胡领抖的包袱。

  因为赛程的关系,决赛前一天,张慧有点儿过于兴奋,她自己心里知道,可是控制不了,正这时候,胡领来了(可能他也有经验吧)。听了这个,就对她说,打个比赛算什么,你胡领当年真刀真枪干老毛子,那才叫紧张呢。张慧说,他这个故事讲过好几遍了,但是每次讲都加新东西,所以大伙儿很愿意听。

  就这么着,稳定了张慧的情绪,也给了她向我们卖关子的机会。后来,我有机会到他们队里去,胡领的尊容让我想起大肚子蝈蝈,可真不能想象当年的雄姿。不过,的确是一位大砍。

  中国的体育界,和军事有先天的渊源。因为第一届体委主任,就是轻解兵权的贺龙元帅。胡领自己没有机会和贺老总打交道,但是从他的教练得到过贺龙的一些故事,贺对摔跤关心不是太多,但是喜欢玩枪,摔跤队和射击队相邻,所以见面机会不少。生活中的贺龙,全无“贺胡子”的剽悍,怎么形容好呢?至少有两点,第一,风度翩翩,照片上的贺龙,衣着总是特别合体,贺龙手很巧,他的衣服都经自己手改过的,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——后来围棋选手沈果孙也能自己做裁缝,陈毅遂戏称他为“沈胡子”;第二,爱开玩笑,二方面军一位将军和四方面军的许和尚较量,失利,他为老部下抱不平,就带这位将军到摔跤队请教,一次会后,那位将军突然袭击许和尚,把许摔到了桌子底下,然后上了贺龙的车就跑,是摔跤队一段不变的笑话。体育和军事的具体合作,第一次是1960年全国饥荒,国务院直接组织射击队和24军摩托化团合作,到内蒙古去打黄羊,供应北京居民。60岁左右的北京人不少还记得当年内蒙黄羊的味道。胡领他们这次,是1968年的冬天。

  那时候中国和苏联交恶,刚刚升入省队的胡领,和另外两位队友一起,忽然被秘密选送到了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扎兰屯,开始了短暂的军事训练。扎兰屯,在大兴安岭以西,原沙俄东清铁道员工的休假地,风景优美,人口不多,是中国军队当时应付满洲里方面苏军入侵的主要基地之一。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张学良部曾在此和入侵苏军进行过一场激战,双方各出动军队达十余万,梁忠甲死守扎兰屯三个月,最后兵败被俘,史称“中东路事件”。苏炳文抗日,也是从争夺扎兰屯开始。它南面不远的成吉思汗,60年代暗藏着中国当年机动性最好的一个装甲军。(某以为,它的目的恐怕并非防御,而是一旦东北有事,就直逼后贝加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。苏联在珍宝岛不敢大干,也和担心这条大动脉的安全,投鼠忌器有关。)胡领他们是在一个叫做“秀水”的地方受训,紧邻美丽的雅鲁河。地方不错,伙食更好,可是不允许和外界接触。那时候参军是很光荣的,但胡领他们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没入伍,又发军装,参加训练,可又不学打枪,还不让说出自己的经历,更不许打听别人的来历。说是不许打听,胡领自己可是看出来,除了队长,分队长,这些“兵”,个个都是“练家子”。总共有四十多人。

  训了几天,有了点儿“兵”的模样,就有人把胡领“请”到了政治部。胡领记得,那里有一座很漂亮的吊桥,应该是俄国人的作品。那里,他才知道,自己将被编入一个特别的边防巡逻队,目的,就是——打人。

  原来,在黑龙江东北边境上的珍宝岛,当时两国巡逻队正屡屡发生冲突,那时双方还没到动枪的地步,摩擦开始是在口头上,因为语言各异,而且根本不听对方的观点,外国报章称为“聋子的战争”,倒也十分贴切。后来苏联人就不讲了,每人带一根大棒,见人就打,十分野蛮。中方一来猝不及防,二来没有命令不敢还手,一下子吃了大亏,不但人被打,连枪也被抢去十余支。报告上来,沈阳军区炸了锅,丢人,还丢枪,怎么交待啊。说起来,动枪咱们不怕,中国士兵的军事素养当时是很出色的,但是动打,咱们的人身体素质就吃亏了,苏联兵普遍在1.8米以上,营养极好,“象黑瞎子一样”,咱们的人普遍矮10公分,体重就更不行了。就算一次打赢了,难保以后再吃亏。军区决定不打则已,一打就要让苏联人好好吃个苦头,长长记性,告诉下面部队,依然要打不还手,骂不还口。巡逻队的人员要经常更换,然后和体委联系,就把胡领他们调到了扎兰屯。

  说起珍宝岛,确实“自古以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”,地势平坦,没有居民,军事价值并不突出。那么,为什么会起争端呢?近来看了苏联的文章,才明白,这和大马哈鱼还有些关系。公平的说,苏联人是见财起意。

  原来黑龙江在珍宝岛南北各有一条江流,北方,是习惯的主航道,水深流急;南方,和南岸遥遥相望,枯水期甚至可以徒涉,双方如果以主航道分界,当然珍宝岛属于中国。问题是黑龙江的大马哈鱼不听话,这些宝贵的经济鱼类,传统的洄游路线却在珍宝岛南侧,假如中国在这里设劫一网打尽,后面的俄国人就只有喝西北风。大马哈鱼的鱼籽是俄罗斯名产“鱼籽酱”的原料,(里海的部分被苏联过度捕捞,现在已经产量锐减),故俄对此垂涎三尺,硬要将主航道划到南方,这样就形成了双方斗争的焦点。中国人把问题上升到了国家体面,真正寸步不让。

  我曾经和少数民族朋友在松花江上钓过大马哈鱼,凿一个四方的冰窟窿,二尺见方,人站在旁边,放入钓钩,不用鱼竿,经常动动线,就有上钩,可惜那次我们运气不好,二十多斤重的大马哈鱼,朋友每天收获三-四条,那一下午却毫无战绩,他过意不去,就把带来的干鱼和我分享,晒干的大马哈鱼,有七八十公分长,肉是麦穗的颜色,看上去很有食欲,还有酒,可在冰面上,吃到口里,只有冰冷的感觉,品不出其他味道,辣辣的酒竟然也是只觉得冰凉,也真奇怪了。

  话说回来,对胡领这番话都是个别谈的,表面目的是保密,深层原因是万一有人被俘,也无法招供别人的情况。挑中他的原因是本地出身,业务好(能打?),没有在国际上露过面,而且是党员。其实,这些“兵”天天在一起,相互之间不免好奇,最终还是有不少人原形毕露,原来,他们主要都是东北各运动队的摔跤,柔道,武术运动员——还有一个练举重的。(没有拳击,因为那时拳击已经取消了),基本条件和胡领差不多,也有个别军人,比如胡领的分队长,就是正牌的军官,但他祖上几代都是长白山一个什么拳派的掌门人,所以也被调了进来。小伙子们对这个任务,应该说是既紧张,有好奇,摩拳擦掌。当然,让他们军训一下,是免得让苏联人看穿了。

  谈话后不久,他们就坐一辆闷罐子车,到达了黑龙江的鹤岗,然后又分两个队,一队到绥滨,一队到萝北,胡领他们到的是萝北。

  如果您看中国气候地图,就会看到中国雄鸡图的鸡冠子部分是深绿色,标明是“寒温带”,那里的气候比东北其它地方更令人胆寒,所谓小便要用棍子敲是夸张了,但他们上厕所都带一把铁锨,那里老鼠乱窜,以锹压住,用金属的锹面一碰老鼠的舌头,就冻在锹面上了,一次能粘五六个,回去评标兵用。胡领说,运动员在选人的时候都有规律:足球,最好是罗圈腿加上一个乒乓球拍似的脚掌;拳击,要耳朵小而脖子短;摔跤的呢,要手大——体操也要手大,但是个子要小。萝北那里根本没有他合适的手套,在零下30度的低温下这简直是要命的。边防军们很快就发现了。边防军的热忱和他们的忠诚一样令人钦佩,出去看地形,两个战士就在左右把他的手放到自己衣襟里暖着。后来,从哈尔滨特意给摔跤手们订购了大号的军用手套。

  到达当天,他们刚刚睡下,就听到警报四起,还有人打信号弹,战士们翻身而起,冲出营房,立刻按照指挥紧张而有序地进入阵地。胡领他们匆匆穿上衣服,也随着往外冲,还真有些紧张,队里有个当过兵的就说,别怕,演习。大家才有些镇定,跟着爬到雪地里,只感到寒冷刺骨。对面苏军的探照灯直指封冻的江面,急促的晃来晃去。这时,地面却微微震动,传来格拉格拉,轰隆轰隆的声音,大家都是一惊,中国军队在一线没有坦克,而这声音居然来自后面,难道真是老毛子过江,已经迂回到我们后面去了?!胡领说当时最恨的就是怎么没给他们发一支枪,这样手无寸铁不是让人家打活靶吗?

  还好,半个小时以后就宣布演习结束,返回营房。在回营房的路上,有人看见一大溜铁家伙,仔细一看,原来是东北建设兵团的拖拉机,那“坦克”的声势,就是它们的杰作。——吓唬敌人也就罢了,也吓坏了自己人。

  适应了几天,天天打对练,还有一次突然安排侦察连对他们来了个袭击——胡领说,从功夫上论,咱中国侦察兵武艺不算高,但是下手“贼”狠,简单实用,最狠的是招招往“断子绝孙”的地方招呼,“净犯规”。选手们开始有点儿畏首畏尾,一交手好几个队员都吃了亏,但是后边就没侦察兵好果子吃了。为什么呢?练武术的从哪里开始?从挨打开始!先要练好挨打,才练习攻击。所以运动员们没有一个倒下,相反,对方的攻击引起了他们的斗志,那个长白山拳派的掌门师兄首先得手,一个弹腿把侦察兵的头儿踢到了雪堆里,接着大家各显其能,马上就翻了上风。两分钟以后,上边赶紧宣布演习结束——他们看见有个武术队员抄起了一把铁锨……

  几天后他们就被安排去见一位杨参谋,他们未来的巡逻队长,在一个大沙盘上,给他们讲怎样打。边防军的沙盘都有两个,一真一假,只有指挥官知道哪个是真的。这是吸取和印度作战的经验教训,印军第七旅逃跑的时候连作战沙盘都被中方缴获,顺藤摸瓜,从其防线中部撕开一个大缺口,是我军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中国人可没有阿三那样笨。杨参谋的要求主要有三点,第一,绝对听指挥,我让打才能打,让撤马上走;第二,不能打死人,外伤重一点不要紧,有枪就带回来;第三,撤退的时候不要跑错方向,“跑过了江按叛国处理”——杨参谋如是说。至于怎么打,你是练空手道还是猴拳,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。而且,杨参谋还告诉他们,不要担心安全,南岸江边埋伏了一个排的神枪手,苏联人敢开枪,我们就让他一个也回不去。

  第二天就是巡逻了,去二十个人,还有十个人是真正的边防战士。狼多肉少,因为当时巡逻惯例是不携带武器(避免苏联人抢夺),没让几个练器械的武术队员上,小伙子们急的嗷嗷叫,几乎要拿杨参谋练手,说不用家伙也一样,用家伙岛上不是有的是树棵子吗?最终还是没有批准。胡领比较幸运,算上了名单。当然少不了写决心书,讲话鼓舞士气这些程序。

  上了冰面,穿过封冻的南侧支流,巡逻队就登上了珍宝岛。这些天,中国巡逻队上了岛都很谨慎,巡逻路线基本是沿着江边,尽量避免和苏联人直接冲突,也便于撤离。今天呢,按照惯例是苏联人也巡逻的日子,我们的巡逻路线却向北推了一大段,和苏联人的路线重合了。

  穿着军装行进在自己国家的边防线上,可以使很多人产生神圣的感觉。胡领当时很年轻,想到要和“帝国主义”大杀一场,说心里简直象火烧得一样,看看周围的人,零下三十度里个个脸色通红,说明心里也很激动。但是大家都不说话,杨参谋领头,区队长压后,都是不出声的往前走,大家觉得“度日如年”,苏联人怎么还不来呢?

  说曹操,曹操就到,就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一个小丘后面突然钻出来一群高大的苏联士兵来,为首的是个瘸子,人人手里都提着一根大棒子。——有网友告诉我这个瘸子是苏联的伊万上尉,后来死于珍宝岛保卫战。这一点有待证实,胡领他们的确知道这个臭名昭著的瘸子,不过好像他的瘸和中国边防军没有关系。他不是苏联普通军官,而是克格勃。当时封冻的时候冰上没有国界线,有中国边民,特别是不熟悉当地情况的知青不小心走过国界,便会被苏联军队捕去,负责审讯的就是这个瘸子,他心狠手辣,只要被捕的人不承认自己是叛逃,不肯为克格勃效力,就一定会被打成残废,胡领他们曾经看到过一份材料,有个青年就被这瘸子用烧红的铁钳生生烙碎了全部的牙齿,满口神经外露,喝一口水能痛得休克过去,被我方接回后重新拔牙都弄得他死去活来。

  苏联人比中国人还要多些,但显然有点儿准备不足,他们对中国兵居然敢如此深入,又是惊讶,又是恼怒,那瘸子吆喝一声,口里呜呜噜噜的叫着,苏联兵就呼啦啦的猛扑过来。

  有几个运动员当时就愣住了,完全忘记了原来的作战安排。杨参谋一面大声对苏联人喊话,“这里是中国的神圣领土……”,一面连连挥手,示意大家往回跑——这是预先安排好的,要把苏联兵拉过来,才能打得痛快。

  中国的边防军掉头就跑,苏联人顿时气焰大涨,纷纷高叫着追了上来,大概,他们是要把中国人赶出岛去,才算完成任务吧。

  这句话却惹了祸,因为队里有一位少数民族的摔跤选手,汉语不是很好,前面的话没有完全理解,倒是最后一个“打”字听得清楚,别人还在后退呢,他已经“奥”的一声翻身扑了上去,当头的苏联兵措手不及,没收住脚步,被他一个背挎摔了出去,第二个苏联兵挥棒就打,被他拗住腕子,又是干净利落的扔到了冰面上……

  原来的计划是把苏联兵诱进一片枯树林子里,让他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,现在让这个蒙古小伙子全给搞乱了。杨参谋连连跺脚,这简直是打草惊蛇!但也没办法了,只好下令:“动手!”,队员们嚎叫一声,象出了笼子的狼一样猛扑了过去。

  好在苏联人脑子比较死,也是这些天中国军人的节节退让使他们傲气冲天,根本没有后退的意思,仍然照样的猛冲了过来,一场搏斗就在冰面上展开了。

  这样的战斗显然是一边倒的,中国军队在南岸埋伏了一台摄影机,拍出来的结果就好像是大人和小孩的战斗,不过,看过影片,从专业角度,大家的普遍感觉是动作全走了型,那位蒙古摔跤手显然忘记了在摔跤队学习的先进技术,动作全是草原那达慕的劲头,摔之后还不忘对人家哈腰行礼。另一位好像把全套招数都忘了,就是左一个“德克勒”,右一个“勒克德”,再一个“克德勒”——好像就记得这一招了(听胡领自己讲比张慧还精彩,我当时想到的,就是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郭靖和他那一招“亢龙有悔”)。中国选手们的工夫很快就显露出了不同,看起来最精彩的是摔跤的,一个接一个的大背挎,把苏联兵象布口袋一样扔的满天飞。实际上最狠的却是练武术的,尤其一位练擒拿的师兄——平时他给大伙儿当按摩师——苏联人只要到了他的手里就算是倒了霉,他是专门拿人家的关节,碰上胳膊就摘环,碰上腿就卸膝盖,要是抓住脑袋呢?摘下巴。所以他这边毫无烟火气,却是一路顺风,苏联人只要一和他交手就爬不起来。

  为什么呢?胡领说了,人家都打上了,他就挡到我前边,我过不去啊,我急呀!干脆下个黑手算了。上头揪脖领子下头一掰腿肚子,在这儿吧您那,一个别摔就把杨参谋放倒了。

  还是晚了,等他再上,苏联兵已经完全崩溃了,他朝着一个逃跑的苏联兵猛扑过去,那家伙足足比他搞一个头,可是一点儿没有交手的意思,一边摆手一边喊:“涅特,涅特”(苏联话“不”的意思),倒退就跑,一不留神,脚绊在了树棵子上。不等他倒,胡领的右手一把抓住了他军大衣的领口,没让他倒下。没等苏联人把“谢谢”说出口,胡领左手顺势一勾,揪住他下摆,一下就把这哥们儿悠过头顶,扔了出去……

  苏联人里唯一没有挨揍的就是那个瘸子,他腿瘸,落在后边,见势不妙,掉头就跑,我们两个“兵”紧追不舍,这家伙虽然腿瘸,跑得可是不慢,看来克格勃的训练的确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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